张楚的二十年，我们的二十年

5.24号晚上的南京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情侣和浓浓的怀旧之味。演出晚了一刻钟之后姗姗开始，站在台上歌唱的张楚还是清瘦的小个子，仿佛跟二十年前没有任何变化；然而当他闭紧嘴唇，开始歌唱，岁月的沧桑和无力感仍然显现在他和每一位观众面前。

他的嗓音已经大不如前，甚至还频频走音；他当年充满少年意气的深情，已经被从容、淡定，甚至有几丝漫不经心而代替。整场演唱会下来，张楚的状态很难说是最佳，也远远无法跟20年前的香港红磡演出相提并论。然而张楚就是张楚，这场演唱会对于70后80后的我们来说，仍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张楚在演出中所说，20年前，他以为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20年后，他发现：南京就是南京，北京就是北京，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或许就是这样，四十多岁的张楚站在那里，歌唱着自己的青春、理想与所爱，那歌声里承载的，还是自己20年前的样子；步入中年的我们同样站在那里，跟着他一起歌唱、呐喊与流泪，那些乐与怒之中，都是自己20年以来的种种记忆。

张楚是唯一一位我通过电视认识的摇滚歌手，那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综艺节目作了一个关于张楚的专访。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羞涩、略带一点女孩子气的普通青年，然而他的歌很快改变了我的看法。那首《姐姐》让我整整感动了一个下午，“哦，姐姐，我要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这种略带俄狄浦斯情结的话语对于正处在青春期的我来说，充满着无限的吸引力。我开始疯狂追逐他的每一首歌曲，从他的歌声中，我感受到了久违了的行吟诗人的魅力。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洒脱，对于世俗观念的不羁，让我直觉上把他跟我最喜欢的隐士——嵇康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就是那张对我改变深远的磁带——《摇滚中国乐势力——94香港红勘演唱会实录》。那时候的我，除了Beyond、崔健和黑豹之外对中国摇滚一无所知，在沿海一个小镇的中学里延续着自己的好学生之路；而在无意中买到这张磁带后，青春期的憧憬和懵懂、自幼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认同，让我无法不被其中的音乐打动。从那个时候起，我便从张学友、温兆伦的柔情蜜意中跳出，直奔那个梦幻中的音乐世界：那里有憨厚的蚂蚁，有美妙的非洲，有自由翱翔的飞翔鸟，还有那无法断绝的北京梦。

对于一个小镇少年来说，摇滚乐象征着一个无限可能的外面的世界，那里有自由、有诗意、有热血、有梦想。在那些艰苦灰暗、整天与各种课本和教辅为伍的中学时代，这样的音乐，是支撑着我努力学习，走出小镇的最大动力。

我的北京梦终于成为了现实。记得1999年的那个秋天，我像何勇所唱的那样：骑着破单车，穿行在北京故宫附近的胡同里，高唱着《钟鼓楼》和《蚂蚁蚂蚁》，为自己北京梦的实现欢呼。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再因为你唱《蚂蚁蚂蚁》，对你投来异样的目光。这里有太多太多跟你一样的热血青年，爱音乐，爱生活，爱各种无限的丰富可能。

然而与自由随之同行的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奔走在城市里的岁月，有激越，有欢乐，同样也有悲伤、无助和绝望。这么多年下来，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南京，从大学校园，到媒体，再到生活在别处，身处的地点在变，职业和身份在变，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对自由和诗意生活的向往，而张楚和那些美妙的音乐，正是时时唤醒我们自由之心的良药。

正因为如此，当开场《蚂蚁蚂蚁》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相信在场的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流泪的冲动。他嗓音苍老。他歌唱随意，可那又如何？最为重要的是，他仍然在舞台上，仍然在继续抒写，继续歌唱。

2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周云蓬，有了李志，有了谢天笑和万晓利，还有那些各式各样、风格各异的独立音乐人，然而张楚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无论是“想一想邻居女儿听听收音机，看一看我的理想还埋在土里”中对生活理想未酬的无奈，还是“我已经找到厕所和床，哪里危险哪里可以放荡”中流露出的对现实的宣泄，都不能够证实张楚是一个消极避世的人，相反，我们的诗人从来不拒绝面对生活，作为孤儿的他向来是一个现实的抗争者，“西出阳关”中的荡气回肠，“造飞机工厂”中的轻蔑与不屑，都表现出他的“入世”、“面世”的态度。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朝，大隐隐于市”，在我的眼里，张楚就是一个非凡脱俗的“大隐”！

相比于李志的愤怒与温情，周云蓬的传统与底层叙事，谢天笑的狂野与力量，万晓利的戏谑与低吟，张楚仍然延续着自己的独特定位，行吟于城市，大隐于江湖。恰似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渴望生活在别处，却又不愿逃离都市，逃离我们的职业、身份和此岸生活。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如何延续？那么，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楚的声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