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解散的地下乐队和他们的奇闻

玫瑰楼模拟录音的部份成员和Silver Apples的Simeon于北京机场合照

他们是一支已经解散的乐队，乐队名字很奇特：“憬观：像同叠”。即使在2010年到2012年最为活跃的一段时间，他们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不过却在当时影响了很多新晋乐手，并曾经在北京地下音乐圈为人所津津乐道。

憬观：像同叠乐队是北京地下音乐的奇闻。他们成立于2006年，2009年举家从香港迁居至北京，经常出没在著名的地下音乐聚集地D22，2012年乐队同名专辑发表后就此杳无音信。驻北京期间，由该乐队的吉他手李文泰牵头，联手北京独立音乐人着手创建了独立厂牌玫瑰楼，手工作坊、模拟音乐，贡献了数张音乐佳作； 2011年，厂牌策划邀约电子摇滚大拿Silver Apple（银苹果）到中国演出。

玫瑰大厦

2010年夏天，D22酒吧，玫瑰楼磁带首发演出。当天，酒吧入口处正售卖四张磁带专辑，分别是憬观：像同叠、苏维埃•波普、Hot&Cold和Dirty Beaches四支乐队。一个银光色的正方灯盒置放在舞台上，正面一朵玫瑰图案，一旦打开乳白色灯，光线便从盒子里照射出来，照出一个月亮颜色的厂牌logo图。不管舞台灯光如何闪烁、炫亮和黑暗，寂静的玫瑰楼灯盒仍旧摆放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响。

玫瑰楼的故事要从香港尖沙咀的玫瑰大厦说起。十五岁去加大拿的李文泰，时隔十年后回到香港，随身携带着一批笨重的音乐设备，包括录制磁带用的开盘机。回来后他并没有马上接着做音乐，连听音乐的时间都大大减少。据他回忆，当时面对一个陌生故乡随之而来的冲击，一年多时间没有音乐创作。

接下去，他在工作的酒吧遇到了刚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吴卓基。很快就组建了憬观：像同叠乐队，他们排练和住居都在尖沙咀所在的玫瑰大厦里面。传闻这里仍旧使用着1958年装的拉匣升降机，正如老港片的镜头所描述的，油漆褪落，污渍油腻铺满整个电梯，几十年过去后，这架电梯已经失去了色泽，只剩下折叠铁门发出的古老响声。

李文泰最初的想法是无论做乐队，还是杂志或者售卖小物品的店铺，统统以玫瑰楼之名。虽然什么都想去尝试，但根本没有时间，玫瑰楼一直处于徒有名的状态。

等到憬观：像同叠有了自己的作品，李文泰提议可以拿开盘机录成小样。不久后，乐队成员吴卓基从日本雅虎网站购买了两台开盘机，“阿基其实比我长进，我给他介绍开盘机的录制方法后，他就自己去买很多设备。”相比李文泰，吴卓基对去琢磨设备的兴致更高，具体到磁带哪一款适合录制的音色，他都会去做比较。使用家庭式开盘机录制的不便之处在于，在录制之前得把所有音色在密密麻麻的按钮上扭好，而没法进行后期处理。照李文泰的说法，当时录制的时候几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完全是在瞎弄。最终他们自己摸索出了录制方法，乐队在一个月内录制好六首歌曲。

在香港的乐队朋友并不能够理解他们的做法，看到他们用开盘机用磁带，以为这个乐队要做Low-fi的音乐。对于李文泰而言，他的聆听经验从加拿大小镇上那些便宜的黑胶唱片开始，自然而然对这种模拟录音方式有亲切感。少年时，李文泰便梦想着以后做乐队，有能力的时候就出黑胶唱片。

2008年末，憬观：像同叠乐队一行三人从香港搬到了北京。最初，李文泰找北京熟悉的乐手聊天，发现大家对出黑胶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No Beijing 2.0

彼时，北京的独立音乐圈发生了新变化。几年前，由乐手自发命名的“No Beijing”令数支北京乐队崭露头角。在Snapline的宣传文案里如此描述到这种热烈的气氛：几乎一夜成名，成为北京发展最快的年轻乐队。一晃过去几年，当年No Beijing同时期出道的乐队，有的已经成为国内首批摇滚明星，有的则坠向地下音乐圈。

2009年从夏天走到秋天，兵马司唱片公司的老板迈克尔找到朱文博，谈到可以做一个实验性较强的音乐现场。其后，在五道口的D22，每周二档的燥眠夜，这里陆续聚集起一批音乐怪异的年轻人。D22酒吧的空间并不大，进去里面就像进入到一个狭窄方盒。二楼护栏悬挂着当年迅速走红的乐队合照，它们挂在昏暗的空间里，仿佛是一段迅速写进历史的荣耀。周二的这个晚上，演出前的背景音乐，荡悠悠地响着某个黄金时期的摇滚乐，有时候，现场冷清得只有演出者自己。

同憬观：像同叠一样，苏维埃•波普的演出经常出现在燥眠夜，观众最多也不过一两百人。有时候他们会在正式的演出结束后，几个乐手抬设备玩一会即兴。

2009年，李青和李维思组建了苏维埃•波普，2010年，俩人离开了Carsick Cars，偶尔会有Snapline的演出，而更多的时间花在不合常规的苏维埃•波普的创作上。苏维埃•波普的特点之一，在于他们在合成器探索的道路上比以前走得更远。李青说他们这是逆历史潮流而上，回溯到几十年前，与他们同领域的音乐家都还在用模拟录音出作品。“我们用这样的设备，后来去听黑胶，就想到自己也去做黑胶唱片。”李维思如是说。

虽然早在2007年Snapline的第一张专辑发行期间，制作人Martin在美国为乐队发行了一张单曲黑胶。但那时他们对黑胶完全没有想法，直到2009年去美国巡演，他们搜了一批黑胶回国。

李文泰和Hot&Cold俩兄弟在造磁带

玫瑰楼模拟音像出版社

很快他们面临的不是要不要出黑胶唱片的想法，而是做黑胶的成本太高。在国内他们找不到专门印制黑胶唱片的生产商，据李文泰了解，以前日本的唱片公司在国内都有这方面的设备，后来全部撤走了。

吴卓基从香港带到北京的开盘机派上了用场。做黑胶不成，他们便着手从磁带做起。李文泰觉得重点并不在要不要做厂牌，要不要走DIY路线，而在于他们都对模拟录音感兴趣，想做出个作品，能“有点东西拿着”。

DIY则是一个颇为迫不得已的主意。李文泰觉得现在很多乐队都等着公司来跟他们签合同，给他们处理很多事情。“如果是流行一点的，能卖些钱的还有可能，”对于憬观：像同叠的音乐，在这方面并不乐观，“我们这种音乐不是很友善，不是听到会让你想买汽车或什么的，等公司来做就更不可能了。”

对于模拟录音，李维思则认为在国外其实已经见怪不怪，只不过在国情因素，在大陆反倒成了特殊现象。李文泰说在加拿大有一个传统，老乐手会把收藏的录音等设备卖给新乐手，这样乐手购买设备的花费就会低很多。而以前老上海有流行黑胶唱机的时候，就已经有录音产生，但却没有留传下来，他猜疑地说道：难道是文革的原因？

如此，在2010年夏天，玫瑰楼的第一批磁带出品。磁带以缩写字母RMA为编号，其后在这年秋天，Hot&Cold录了一张新作品，接下去是路新配乐队。听起来这就是他们理想的状态，像所有他们曾经热爱的厂牌一样，从RMA001开始了玫瑰楼的专辑序列，然后在每一张磁带封面，印制着玫瑰楼模拟音像出版社。

2011年春天里平淡无奇得甚至苦闷的一天，苏维埃•波普给银苹果乐队发了一封邮件，大意是询问是否愿意来中国巡演，不久，在银苹果的官网上，这个乐队的老头儿已经将中国巡演的安排更新上去。

出于对银苹果音乐的共同热爱，一拨志同道合的人着手去做这一趟巡演。此后，像所有故事一样，这伙人经历了操办这趟巡演遭遇到的困难和各种折磨，最后如愿见到地下音乐大拿银苹果老头儿西蒙。一群年轻人和一个老头人在一起，有一次聊天，西蒙顺便提到以前见过飞碟，绿的，没有声音。他就看着，就在那，停一阵子就飞走了。

苏维埃•波普 为Silver Apples暖场

解散前的最后一次受访

李文泰对香港颇有微词。商业社会、搞乐，这是他描述这座城市的惯用词汇。当初来北京，是因为继续待在香港那样的环境里也没什么意义了。国际化大都市香港？“但那不过是假象”，他说七百万香港人就相信了，觉得很国际化，资讯最发达，其实是相当封闭的社会。

“不过香港出了达明一派？”

“香港有一个问题就是做新的东西的这批人，他们很快就把这些东西大众化。因为你把东西变得大众化之后，那种东西就变成是用来娱乐的，而不是说来表达感情的。所以香港的文化就是娱乐文化，就是乐，尽量要乐，所以听到合声机就是搞乐、滑稽的。”

他举例子，在香港的乐队做出了一首小样，就想着拿到电台播放，让很多人都听到。“很多乐队都依赖商业竞争模式去做。”

“但那不正说明，香港的产业链比较完善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俩人在三里屯的地下通道沉默了几秒。“可能吧。”似乎是为了打破僵局，他回答道。和李文泰见面是在三里屯，闷热的天气和吵闹的车水马龙，我们随便找了道路一个地方坐下来，偶尔有行人从身边经过。

大学时，李文泰听大量的朋克乐，然后对批判理论性质浓厚，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慢慢地循着理论的脉络，最后找到了情境国际组织。“但他们不叫主义，因为主义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是他们要批判的。”

他找到了《景观社会》这本书，直到后来才知道早有人翻译出来。当时没找到，他自己想看，就顺便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他告诉我后来去了解了居伊•波德的背景，才知道是那家伙是富人家出身。“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有点蠢，不去了解人家的背景，一味就相信了。”

无论居伊•波德还是达达主义，对李文泰来说都是过去狂热的记忆。眼前，他忙完银苹果的巡演之后，又遇到搬家这样的碴事。他说来北京后，生活总是被这样那样的琐事包围，“那都是时间啊。”

时间回到一年前的某个时候，他看起来心情不坏，正坐在电脑前翻译字幕，边介绍说自己也会把这些活计介绍给朋友做。薪水不高，但能维持他基本的生活。那时乐队三人里头，区健似乎对生活开销比较苦恼，想到这点，李文泰疑惑地说：“我也不明白她怎么不够花？”

但他现在对此深有体会，问到薪水，他苦闷着表情，拇指和食指贴着，做出鸭嘴样的手势，表示实在是少得可怜。有时候事情多，就工作也不做了。“有时候都觉得，做着做着都很累，干任何事情都不挣钱，工作也不挣钱。”

回想当年还住在加拿大的时候，李文泰看过很多乐队没几年功夫就消失了，他越来越能理解，“不是没那个心去做，而是做不到。”他说到了某个阶段，就不该将所有空闲时间都放在音乐上。“你年轻过了，就再没有机会去经历好多东西。”他作结道，“所以我的意思是，历史是不断发现，不断地重复自己，只要有年轻人，就会有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的好处在于，“它告诉你要把自己的人生活出来，要活在当下”。

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向我提起搬来北京前在香港的最后几个月，有一份工作，时间各方面都平衡得很好，可能是他在香港最开心的一段日子。但他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他说想清楚了就不会灰心，毕竟也没有人逼着这么做，这样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

“其实我觉得是蛮公平的，你要多少自由，你就没多少钱。”

（本文来自微信号“怪咖”，所选图片均出自区健的《出走：摄影日记（2006-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