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影像的人

“在我们国家，致命的不是被审查，而是自我审查，如果一个作品在创作时就不停自我审查，那这个作品已经死了。”

——李乐为

李乐为是谁？迷笛音乐节官方御用摄影师？中国首席摇滚现场摄影师？其实任何标签都是主观而空洞的。

如果你爱去音乐节，你就会看见总爱穿衬衣的长卷发青年，身上背着三种以上佳能镜头，马不停蹄地穿梭在各个舞台和pogo的人群中，行色匆匆，重复着按下快门的动作。我还依然记得去年深圳迷笛，天气炎热，酷暑难当。李乐为背着他沉重的“家当”，额头上身上满是汗水在现场奔波，一个摊主给他一块西瓜，我趁他这不容易的空当去找他要了个合影。

那天晚上暴雨，台上暂停演出，乐迷死守不肯离去，摄影师几乎都撤下了，他还坚持地记录下了夜雨倾盆中依旧“死磕”的乐迷。

每年要拍几十场音乐节，有乐为出现的地方一定有现场，简称：乐为看现场。乐迷们都喜欢称他为“李大师”。

记录不会改变当下，但可能影响未来

在他的舞台纪录摄影中，处处散发着艺术的“灵韵”。尤其是他拍摄的夜幕下的舞台和一些室内专场，五光十色定格下来，以一种与人的奇妙组合，使整个画面具有了神性的光辉。

在暨大TEDx主办的“未来再来”讲座中，听说李乐为要参加，许多外校学生慕名而来，讲座的女主持人说“李乐为真人确实比较性感”，一个留着长发看上去放浪不羁的艺术家，突然出现在死气沉沉的大学校园，自然能引起学生的强烈兴趣。

显然李乐为极不适应这种讲座的气氛，他没有任何准备，短短20分钟的演说显得有些语无伦次，他坦言自己十分紧张。中途他羞涩地摸着自己的头说：“我觉得我说得好乱，你们都没有反应。”同学们一愣，一阵掌声马上响起。其实不是没反应，是同学们看他的照片看得太入神。

一个个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出现在屏幕上面：滚石，鲍勃迪伦，崔健，性手枪主唱Johnny Rotten，哥特摇滚之父peter murphy，枪炮与玫瑰的slash，流行金属之父Alice copper，污秽摇篮……仿佛让人回到黄金时代。他们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变得年轻并且永远年轻。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你能看到一部摇滚发展史。

但是李乐为却说：“我并不是摇滚摄影师，我觉得我不在任何圈内。我只有一个目的，拍好照片，跟圈内的乐手关系很紧密的才是真正的摇滚摄影师，要接触乐手，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乐队发展史，都要知道。而我关心的，只是他们在舞台上最闪光的时刻。”

“2011年我拍了110多场（演出），2012年是126场，2013年是128场，平均三天一场，拍完整理片子，有的时候片子太多我根本没法整理，每天都把自己变成简简单单，我拍得那么多，删了一半去年留下来的大概15万张左右，也就是每天要拍300多张。”

并不只是摇滚：Jason marze，后街男孩，莎拉布莱曼，Kylie Minogue，Lionel Richie，指挥大师内维尔?马里纳、克劳迪奥·阿巴多，大提琴大师麦斯基……都被他一一记录。

音乐节里，乐手、乐迷、甩头、pogo、死墙、跳水、姑娘、暴雨、阳光、大旗、愤怒和蠢蠢欲动、浪漫主义和乌托邦都在镜头下再次发生。
他在做的，是大面积地、系统性地记录中国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

摄影师最后对大家说：“记录不会改变当下，但可能影响未来。”

“抢救性”地记录

李乐为，广东人，现常居广州，说话的时候有南方人独特的口音。李乐为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绝不是吝啬表达。他开玩笑说自己是个话唠，絮絮叨叨的，我觉得那种状态有些像刚小酌了两杯。

当问他为什么当初选择舞台摄影时，他说这个问题恐怕说一天都说不完。

1998年上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那个时候宿舍的同学都听摇滚，李乐为也就一起听，接触了大量欧美音乐，从那时起影响了他对音乐的认知。然后也时不时会去看一些北京的地下摇滚演出，出于专业的意识就开始拍摄了。这一拍就拍到了现在，早期用胶片相机拍摄的照片今天还放在他的冰箱里面。

2008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跑拍，大量地拍摄摇滚、古典、流行、戏剧、舞蹈等，作为一名独立的演出现场摄影师。李乐为说其实他听的音乐一直很杂，偏好古典，死黑、歌特、工业类的金属，六七十年代的迷幻艺术摇滚，实验电子，另类摇滚等等。虽然李乐为最早的确是拍摇滚现场，但是毫无疑问推动他的是“音乐”而不仅仅是“摇滚”。

其实如今的李乐为对拍摄现场已经不再是出于对音乐的狂热了，他说他现在拍摄现场已经没有所谓热情：“现在拍现场，有一个系统的方式，整体的思维，每一场演出和活动，会事先想好思路，现在纪录现场，更偏战术性地去做。一场演出，我必须要有一个乐手的特写，演出现场的角度，舞台的角度，观众的角度，台上台下，左左右右，全景特写全部都有，每一场演出都照这样去走。”

由于演出拍摄的严格限制，好多国际大牌音乐人来演出，他常作为国内唯一的官方允许的摄影师去拍摄。

他是在“抢救性”地记录这些没人能去记录的瞬间。

“像滚石（平均年龄70岁以上），指挥大师内维尔·马里奥（已经90多岁了），也许就最后来一次，不去记录就没有了。在中国不会有太多人去做，官方限制，普通观众没有能力去记录，这些人来就变成只是来了，却没有资料留下。我当成责任去做，也是希望尽自己的能力去做。纯粹是把以前的爱好变成了现在的责任。”

在中国，现在摇滚乐的市场慢慢在打开，但是摇滚演出还是不够多，很多乐队根本来不了中国。他有的时候会去国外拍摄一些永远来不了中国的乐队。

记录音乐节在李乐为看来是在记录一种时代文化和精神理念，是非常有必要记录的。

他认为拍摄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思路，完整的体系，而不是看见什么有兴趣就拍什么。而现在国内却少有现场摄影师有这样整体的思维体系。

“我现在的这些记录，价值在于未来。”

拒绝艺术的自我审查

李乐为的坚持，不仅在于对记录现场的执着，也在于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创作者的信念。

他从2009年起就开始拍摄自己的个人艺术创作项目“bloody project”，拍摄与“血”有关的主题，内容是：身体与血的关系。他找一些合适的女孩，用自制的道具，选择特定的场景去营造极具死亡美学的画面，画面中女孩的裸露的身体部位、鲜血以及黑暗压抑的环境空间融合呼应。

为什么要拍这些？其实并没有很确切的答案。最初是受到西班牙摄影大师彼得维金和日本荒木经惟的影响，想尝试拍他们能拍出的照片；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的判断，反而会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去表达自身和处理问题。这与年轻时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不叫极端，那只是一种冲动”。

“在我们国家，致命的不是被审查，而是自我审查，如果一个作品在创作时就不停自我审查，那这个作品已经死了。”李乐为在豆瓣小站上这样写到。他的解释是，如果在中国这种审查制度之下，艺术家如果为了要让自己的作品被公映、发表而被迫去做出妥协，编剧不敢写阴暗悲伤的故事，歌者不敢唱自己想唱的歌词，就是一种自我审查，这不是一种无奈，而是在扼杀一个艺术家的全部创作力。

李乐为拍摄这些主题的照片，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去发表，他只关心能不能把这些作品创作出来。

李乐为下一步的个人创作打算是拍摄尸体。“艺术家的创作要有阶段性，要有下一个阶段去突破前一个阶段，这个瓶颈很难打破。”他很喜欢西班牙摄影大师彼得维金：“他已经拍到人类的顶峰和极致了，他通过自己的摆设重新组装这些尸体，所以我应该三年后才会去拍这种主题，因为自己还要学习一下如何处理尸体。学习这方面的知识，难度很大，寻找尸体很难，动物的比较容易，菜市场可以买到一些，屠宰场饲养场还有死去的。准备工作都需要大量时间，现在每天跑现场，完全没有时间创作这些。”

摄影是证明存在的一种方式

他私下承认他并不想来做讲座，因为要花好几天时间去准备，而几天时间，他又可以创作大量的作品出来。“艺术家20岁到40岁之间是积累的时间，你在这种有一定条件和能力的时间不去积累和创作，到50岁你就残尽了。”

他全身心投入进了自己的摄影创作中，不遗余力，歇斯底里。“现在几乎是强迫性的，要我隔两天不拍我甚至觉得没法（生活）。”李乐为笑着说。摄影对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好多人来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回答的，在李乐为那里，答案却十分简单：“打发活着剩下的时间。”摄影其实是证明他活着和存在的一种方式。

拍舞台现场和个人创作都不能作为谋生手段。李乐为介绍，摇滚演出的主办方自己大部分都在赔钱，主办方也不会专门花钱请摄影师。作为摄影师，很多演出虽然不用买门票，但也是自己花钱，自掏路费的。“舞台摄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门类，它不能形成一个行业，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没有谁会给摄影师固定的工资。”

“在国内做任何事情，只要是文艺方面，都是趁自己有时间精力，做一点是一点。最后的结局就是，耗干了你所有这些东西以后，不了了之。”
“我现在比别人幸运的就是我还是有条件去那样做，很多摄影师也想像我一样去做，但是没法像我一样能够全身心投入其中。”他琢磨了一会儿，又说，“做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吧。”

我说他是一个悲观的人，他回答说：“不是悲观，只有当你没有期待没有希望地活着，才能认真过好每一天。”

记者手记：

我常去音乐节，也在他的照片中发现过自己，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每一个被记录者于自己的生命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必须感谢记录者让我们再次确认自己的存在。

经过跟李乐为的简单交流，想起了希腊神话里著名的西西弗斯。虽然对西西弗斯的解读各异，但我认为西西弗斯在日复一日地重复工作中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风景，相信有一天自己做的一切能够发生价值。创造者承担否定与颂扬，承担反抗、自由、多样性与无效的荒谬。李乐为就是这样一个创造者。

李乐为目前在中国可能是唯一的，并且他的创造必然在未来产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