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搏击会与古廖金 _ Музыкальный ринг и

面对古廖金和围绕他的话题时，我总是希望找些类似于历史又不沉闷的东西来说说，因为对于古廖金其人，即使不懂俄文，凭借基础的英文水平看维基百科和传记片就可以了解很多，而他的音乐作品在网上也能轻松找到。所以，仅是用资料去堆积出他的生平是很乏味的，为了抵消这种乏味，我决定说个有意思的事儿，以及围绕这件事儿发生的另一些想法。

古廖金最有意思也最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的事儿，莫过于他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某电视节目上的阴谋论：“列宁是蘑菇。”

这里要讲的，是他在电视上的另一件事儿，时间早了些，发生在1987年。简单来说就是，一件有关苏联人民和前卫先锋音乐的事儿。

一、苏联电视摇滚

在流媒体兴盛前，在那个电视如日中天的时代，电视作为第一媒介，被用来推广摇滚乐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社会主义苏联虽然起步较晚，始于80年代中期，但凭借着其强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以及世界第二的电视覆盖率，迅速使摇滚乐走进了普通苏联人的日常节目单。与我们印象中刻板沉闷、充斥着极权宣讲内容的电视节目迥然不同，在后斯大林时代，电视逐渐转变为一种消费品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消费文化的中坚，数字时代前的据点。虽然由官方主导，但它并非只是沦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它作为一种信息媒介的概念被大众接受和喜欢。

电视摇滚节目《音乐搏击会(Muzykalny Ring)》

当爵士乐/摇滚乐作为冷战后期一枚与西方比拼的文化标杆时，它立刻被赋予了官方属性并获得了很多宣传资源，因为通过电视摇滚来展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再好不过。但苏联电视摇滚不只是服务于宣传需要，它同时也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个对话平台，尤其是那些能够融合现场表演与现场问答的节目。通过这些节目，大多数普通人与少数摇滚人有了碰面的机会，他们之间的矛盾折射了时代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对话解答了大众的疑问。更重要的，它是那个时代特殊的印记，融合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公开化、透明化、改革与创新的中央指令之下，支持叛逆文化、支持电视摇滚作为一副"苏西结合"的良药被抛向了青年，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克里姆林的喊话:噪起来，塔瓦里希。

对于很多习惯于把对抗国家视为摇滚第一使命的人来说，难免会有这么一个问题，莫斯科那帮老头傻了么，难道他们就不怕这些被噪音刺激的青年造反么？如果再联想到几年后的苏联解体，很多人会武断地说，莫非苏联是被噪垮的【台湾的马世芳老师不就曾写过，宇宙塑胶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间接地唱垮了政权么】？

台湾乐评人马世芳

马世芳的文章《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的传奇故事》

收录在其著作《地下蓝调乡愁》当中

回顾那段社会主义摇滚乐的历史，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敌人"究竟是谁？那些由先锋前卫音乐(摇滚乐、爵士乐、电子乐等)所引发的群体性运动，究竟把矛头指向了谁？叛逆青年们所要对抗的，是体制和国家，是保守沉闷的同龄人，还是家长？这些斗争缠绕在一起，理不清答案，但仅就苏联时期的这档电视摇滚节目来看，古廖金所面对的，不是国家，不是极权，不是意识形态的恶，而是自负且不愿打开思想的群众、同龄人们、公民同志们、父辈们，是对旧文化有着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国人，是洗脑后遗症的自虐狂们，是对“他者”强烈排斥的“自己人”。一句话，他所面对的，是苏联人身上愚昧、落后和本能的恶。

二、音乐搏击会(Muzykalny Ring)

这是一档苏联后期的电视摇滚节目，开播于1986年， 此时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蓬勃发展之时，摇滚作为青年文化与叛逆文化的代表，在自由发声的口号之下，从地下走到了台上。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地下乐队能够登上国家级电视台，向全苏人民表演摇滚以及任何风格的音乐，那是未经审查部门过滤的、直播的音乐，有现场感、存在感、发生感的音乐。

《音乐搏击会》现场

节目的形式是以擂台对抗为基础延伸而来的，一般每次节目邀请四支乐队上台表演，然后根据现场表演、观众问答环节以及场外电话问答环节最终评出优胜乐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擂台没有评委，只有观众，也就是说真正的发言权、决定权在每个人手中。这种形式正好契合了当时的民主选举意识，在形式上二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暗含的意味的确值得琢磨。另外，乐队表演结束后跟现场观众的互动，也正是节目的一大特色，对话与交流取代了灌输式的我演你看，取而代之的是，我就这么演，不服你骂。这不仅打破了堂会歌舞时代的喜乐安详，也催生了大众与乐手的相互碰撞，针锋相对的激烈言辞之下，折射出了时代的裂痕和新旧观念的沟壑。 同样，这种变“单调”为“复调”的思路，也完全可被视作社会话语权转型的一种体现，这里就不细说了。

接下来要谈到的是片子中观众与古廖金的对话以及古廖金对自己音乐的看法。

对于大多数苏联观众来说，古廖金是不存在的人。甚至在这次节目前，他还处在官方的半雪藏状态中。据他自己回忆，那时国外的组织者邀请古廖金出国演出，官方还打哈哈说没这个“公民同志”。好不容易来了外国记者，还得偷偷接受采访，然后把录影带偷运出境。但是，在与地下文学圈和私录音乐界(苏联时期的地下文化现象，英文译称Samizdat & Magnizdat)有交集的人看来，古廖金就是天才——天外之才，他既可以领导摇滚乐队一疯到底，可以指挥交响乐队把古典乐里的邪劲儿给榨出来，也可以单枪匹马创造特立独行的演奏。所以，当这位苏联大众心目中的天外来客开始把他心中疯狂的思想转化为声音时，现场的观众立马炸开了锅，对古廖金的质疑和指责也接踵而来。

萨克斯手谢尔盖·列托夫与古廖金

针对萨克斯手谢尔盖·列托夫的指责是最先被抛出的。他蓬乱扎起的马尾辫，魔僧似的大胡子，东正教式样的白色宽袍罩衫，以及一双光脚让观众十分不爽。而他和古廖金的自由爵士二重奏更让观众从心底里开始讨厌这群人。不悦耳的钢琴变奏、敲碎的旋律、萨克斯自如的吸吐吹法变成了大段的锤音和短音，充满突刺与颗粒感的声音被他们定义为“毫无审美价值”，而演奏者的奇装异服更是"不道德"的。这种反应让人立刻联想到1950年代苏联纠风团对跳舞阿飞们的围剿，这种对异类的排挤和敌意既来自体制的教唆引导，也来自于保守思想对新事物的抗拒。

似乎对大众的接受度早有预期，古廖金轻描淡写地回答，大家都是卫生干净的，有什么不道德呢？而谢尔盖本人也说，白色是充满可能性的颜色，是非常适合先锋艺术的颜色。很明显，古廖金是在刻意回避去解释、去说服对方，因为他清楚， 在这个社会里，开放的是政策而不是人心，大多数人仍旧是曾经的帮凶或者落井下石的看客。把对音乐的探讨置于审美与道德审判之中，的确令人感到绝望，但这无法消解的绝望是存在于每个社会形态中的，昨天的问题，明天依然会继续。

古廖金曾说过，音乐是一门指向抽象事物的艺术，是释放自己心中能量的手段。所以，不论摇滚还是爵士对他而言，都是艺术的形式，内容是心中那不可感知的东西，而最后产出的意义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若按照苏联人民的惯例，按照唯物主义的教导，这种偏向不可知论的说法是万万要不得的，一旦艺术被做"虚"了，那么观众可就要生气了，毕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风可是刮了半个多世纪没停歇啊。所以，在苏联美学熏陶下长大的人们，就像秋菊打官司一样，沉着脸憋着气，非得找出音乐中的道理，非得向乐手讨个说法，但是，又怎么会有那么多说法呢。并不是每段音乐之下都隐藏着深意，尤其是那种教导开化、指引带领人民去革命的远大意义。难道还真有使人听完立刻深明大义、道德感爆棚的音乐不成？古廖金在他现场所制造的音乐，是原始的、去崇高的、模糊了形式内容意义的声音，他抛开观众，去追求本质的声音，在震动中发声，在发声中感知，最后再忘掉所感知的一切，倒在地上，仰面呼号。这，于他而言是真正的音乐，而对观众而言，就是流氓行径。

当然，他的音乐也不总是附着在不可知的玄妙之上。面对时局，他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是很少用歌词去表达个人的政见和态度罢了。但是在电视摇滚节目之外的舞台，在更大的剧院里，他不停地把音乐和话剧、舞蹈、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结合到一起，也就是把注定是抽象的艺术(音乐)和注定是实体的艺术(表演)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群魔乱舞般的史诗效果。这在他所参与的电影、现代歌剧中都可以找到影子。舞台布景和服装道具完全可以作为装置艺术被展出，当音乐与表演结合时，他毫不避讳对现实的影射和讽喻，玩弄领袖头像、国旗、军服、党章以及更多。 此时他所想要挑拨的不光是党国的政治神经，还有大众那墓地般阴沉的审美、道德神经。

“如果你非要求一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从头到尾演奏的都是关于爱情的歌曲。”古廖金说。答案不在他身上，而在听到声音的人们身上。"我的音乐语言并不复杂，如果今天的人们不懂，那就留给明天的人们吧。"这既是他的自信，也是他的悲哀。在1987年的2月，那个灯光汇聚、全国瞩目的舞台上，他感受到了无奈与孤独，那种想要拯救人民却被人民之恶所吞没的绝望感，一定充满了他的内心吧。正如后来在他去世前几年的对话中提到的， 他是站在地上的人，被人和世界包围着也想去影响改变环境的人，而不是一个飘在空中的嬉皮。

古廖金, 流行力学乐队, Kino乐队, 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音乐搏击会》中联手演出

古廖金被俄罗斯后现代文化研究者所捧赞的一个原因，是他对这个民族文化内核中疯狂因素的发挥，它与那种充满宗教感的狂饮愚欢并列，开启了俄罗斯被苏联所长久压抑着的迷人的一面。这种疯狂，也正是他在电视上表演的，和当时苏联摇滚天团Kino(意为电影)以及众多知名乐手所展现的。在古廖金从传统音乐解放出的声音中，不仅能找到传统民族文化的魂魄，也可以感觉到现代摇滚乐的精髓，还有交响乐强大的篇章叙事感。简单而言，他所呈现的，是带有传统民谣理念的疯狂、疯癫和狂欢，那种埋伏着古代宗教基因的乐声，正是无神论党员们所无法面对的。

对于观众而言，这疯狂的电声民谣和无法无天的交响曲，只是摇滚乐队和交响乐团加上疯子指挥的闹剧，没有规矩，经典俄罗斯民谣的影子更是没有，还产生了不舒服的感觉，简直是"对俄罗斯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的玷污"。诸如此类的指责几乎占满了所有的对话环节，只要古廖金的表演一结束，正色怒目的苏联同志们便夺过话筒，开始批判:不懂音乐，不知道庄严的可登大雅之堂的音乐为何物，没有思想性，没有职业操守，没有规矩。而当古廖金说，我们的音乐文化正处在危机之中时，观众反驳，即使是危机，心中也应该充满扬升的东西，要去做有心有灵的文化事业。这种荒诞感，笼罩当时的苏联也笼罩现在的我们，虽然时代已改头换面，但是心魔不会变，当时有道德和美学的借口，现在有市场和经济的借口，本质并无二异。那时，即便是领导层大力号召解放思想、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但人们自己呢，在面对不同道路的音乐时，总是会找到各种冠冕堂皇、言之凿凿的理由去封死道路。 这是一场音乐的实验，测试人们对于前卫先锋音乐的容忍度。苏联观众也渴望大同而和谐的音乐，于是他们呼吁让社会充满人人都喜欢的音乐，命令乐手们演奏喜闻乐见的歌曲。这难道不同时像一场社会制度的实验么，一个让所有人都幸福的目标，多美好的梦。 但是怎么去对付那些不肯找幸福的人呢？怎么去对付那些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达到幸福的人呢？我想，共产前辈们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如果，以大众口味为法典来判刑的话，古廖金等人肯定难逃一死；而他对大众的怀疑与不信任也清晰地表现在他的音乐中，对大众的不妥协与戏谑贯穿着他的一生。

在整个表演结束之后，一直强烈斥责古廖金的那个观众说出了他最痛心疾首的呼吁，"我们应该把这些害虫交给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该管管他们了，不要让他们再聚众搞这些名堂，爱去哪发疯就去哪发，你们这些没有原则、没有素质的人。“ 观众的态度与话语再一次证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人群是比国家机器还可怕的，国家机器可能创造地狱，而人群，就是地狱。”

三、告别

距离古廖金去世已经17年了。现在每年6月，在圣彼得堡都会举行纪念他的音乐节，每年的纪念活动上都会演奏同一首曲子，我认为那是他最为催泪的一首，可以在纪录片《古廖金》的最后七分钟里听到。那时，他的合成器旁还放满了3.5寸软盘，还在电视上被一群人怀疑、指责，还有一个倒塌后余烬未落的帝国，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疯狂停止了，我们开始谈论他了，像谈历史一样。

也是在去世前几年，古廖金说:“我与内心的精神分裂已经打了很多年交道，一开始，我的身体里存在着两个完全对立、各不相同的人。现在，我的身体里有将近60个人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依赖。他们只是寄生于我的器官之上。他们互相争吵也相知相交，他们是个整体，而我自己就像个不存在的人。”

他就是那个不存在的人。声音发出，然后消失，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