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摇滚乐：四种潮流 个性鲜明

武汉摇滚乐各有各的特点，不拉帮结派，不搞山头主义。

——李皖

李皖，知名乐评人。

1966年生于江苏徐州， 198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

曾任《武汉晨报》副总编辑，现任《人物汇报》总编辑。

业余从事音乐评论写作，著有《回到歌唱》、《听者有心》、《民谣流域》、《摇滚1955―1999》等。

武汉的摇滚乐队在全国比较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它的音乐成果、音乐出版、名声、特色在全国都有一席之地。有这种特色的城市并不多。 总体上来讲，武汉摇滚有过两次比较明显的潮流。所谓潮流，就是说这批乐队大致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和风格特征，作为群体被大家关注的。

第一种潮流是朋克音乐，朋克音乐是在2000年前后形成的一个潮流，如果做阶段划分的话，可以说是中国摇滚乐作为一种运动发展到末期的产物。所谓的这种“运动”是指中国摇滚乐一度出现了万民关注的现象，成为文化上的焦点事件，而且这个焦点事件成为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载体。武汉的摇滚乐产生晚于焦点时期，这个焦点时期指的是1989年崔健发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到《红旗下的蛋》开始这个运动已经开始失去了原来的热情。

以武汉的摇滚乐来看，在1989年崔健第一张专辑的十多年后兴起，所以说这是后期的产物。从全国多数城市来看，摇滚乐都是后期产物，不是武汉孤立的现象。从数量上、地域上来讲，摇滚乐在全国的普及上都出现了很多新的萌芽、队伍；但是从影响力上来讲，它的影响力开始变弱，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众不再关注，包括武汉的朋克热潮。

即使是武汉的人关注这些乐队的也很少，如果做出估算的话，知名率可能在千分之一以内。在当时比较知名的乐队有生命之饼、愤怒的狗眼、妈妈，他们也有自己的网站。 从中国摇滚乐来讲，它代表着一种含义，从地域上讲是摇滚运动从京城向各地发展，从内容上讲，它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回应。新的阶层问题产生了，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分化，旧有的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在公有制经济体系当中，武汉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他们多多少少有工人的概念，但他们不是纯种的工人，他们表达的态度和内容近似于在经济发展当中被打到底层的那批人的愤怒。而武汉人在表达上并不是很清晰的一个人群，武汉朋克在表达上也不是很清晰，他们的歌词略有所指但具体指什么却不清楚，含混的阶级情绪、含混的底层青年的情绪、含混的青年的无能和愤怒。他们曾经一度出了自己的唱片、在05年去欧洲巡演。那是一个高潮也是一个落幕，乐队之后分得分散的散了。

第二种潮流近似于是城市小资摇滚乐或者情调摇滚乐，这是以它的特点命名的，出现了一批英国TRIP-HOP形态，反映的内容是比较幽暗暧昧低调的音乐，像黑暗中开出的花朵，它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小资品位，说不好听是无病呻吟，说好听是带有一个城市的小资趣味。有代表性的是跳房子乐队、漂亮亲戚乐队。

第三种潮流与前两种潮流相比，不是很成形，在朋克浪潮之前创作已经开始活跃，看起来不是摇滚乐，一开始是城市民谣、遥远民谣，之后出现摇滚乐队，这些摇滚乐队一度比较受关注，只是没有之前两个热潮的乐队有那样的成果有的在半道就消失了，这批乐队有达达乐队。

最后还有一种潮流，可以叫做其他的类别，这类乐队目前很出名的是花伦乐队，属于后摇，花伦乐队在国内是一个很优秀的乐队。所谓后摇就是不唱歌，追求音乐上的表达，演奏极好、编曲极，像做古典音乐一样做音乐。另外新近的属于这个潮流的乐队还有AV大久保、基诺乐队。

武汉的摇滚乐在中国很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所说的潮流之外，更重要的是各有各的特点，个性鲜明，不拉帮结派，不搞山头主义的个性主义者。

近些年武汉摇滚乐队的情况，跟前几年比显得不是那么惹火了，但这并不代表这摇滚的衰弱。因为武汉本身就是一个让你看不清楚这些乐队存在的城市，可能有些乐队存在，但你看不到它。音乐随着摇滚乐的产生，它有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如果说我喜欢玩音乐，我就会一直下去。从今天来看这几年还是有一些乐队挺像样的，比如花伦、AV大久保、基诺，以前的乐队的作品倒没有现在的水准高。

（据李皖口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