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0.5毫米的误差——【时代的自由之声】

“谁的父亲死了/请你告诉我如何悲伤……我们生来就是孤独。”记得那年第一次听到李志的《梵高先生》，粗犷低沉的嗓音，十分特别。我想这家伙喉咙里是不是长了刺啊，怎么唱得这么悲情，这么嘶吼，让我掩面，让我揪心，让我痛苦地爽爽地说了句“我操”。

年纪小一点的时候总是会认为民谣是偏向温和的，而摇滚才是愤怒的，是年轻人的，是血脉贲张的。这是年幼的傲慢与偏见，或者狭隘与偏执。我们太年轻太天真，总以为世界不过如此。而好的音乐，何必管它民谣、摇滚，还是民谣摇滚；它势必直指人心，往你心里最柔弱处狠狠扎一刀，让你鲜血涌动，让你千嘘百叹，让你鬼哭狼嚎。

“忽然就流出泪来/忽然想要听到她的声音/而卧/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李志在《忽然》中平静唱到，此之于我，却想起了很多过去遇见的人，想起一起走过的日子。曾经有段时间耳机里总是单曲循环《杭州》，“就像是一场战争……黄楼里有个男人在弹钢琴/身边的少女偷情/一杯长岛下肚/转身跳进西湖”。开场凛冽，仿佛把枪口对准你，不容商榷，嘣，嘣，嘣，三声枪响，那一刻就想坐在那里安息。

后来，看了《春天责备》，知道了周云蓬，记得在柴静的节目《看见》中，一位朋友说“老周是那种很伟大的人”，老周就随口插了一句“把我的骨灰洒向大海”，满堂哄笑。这是骨子里的豁达。我完全忘记了他的盲人身份，听他唱到“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啊/在你的眼里荡开”，嗓音悠扬，后背发凉，这种音乐只能一个人静静地听，再也不敢干其他无关的事。

关于生活，关于爱情的那种最本质的情感，仿佛被这个戴着墨镜的男人准确地看到并唱了出来。周云蓬说：“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和我最亲。”从此，一把琴，一本书，他是天涯的吟者。

“我只喜欢这一类人，他们的生活狂放不羁，说起话来热情洋溢，对生活十分苛求，希望拥有一切，他们对平凡的事物不屑一顾，但他们渴望燃烧，象神话中巨型的黄色罗马蜡烛那样燃烧，渴望爆炸，象行星撞击那样在爆炸声中发出蓝色的光，令人惊叹不已。”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如此写到。

我羡慕那些走在路上，唱在路上的歌者，他们披头散发，他们喝酒泡妞，他们无所顾忌，可以说脏话，竖中指，而内心却仍有坚守，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霍尔顿。自由该是这个样子了吧！可当我拿起吉他，尝试着去体验这样一种生活时，我发现我只是流于形式，我没有像别人一样毫无顾忌地去热爱，说到底，我也只是为了自由的形式而自由。

这样想，我倒不会那么刻意了，反而从容，也许我成不了《醉乡民谣》的勒维恩，当他拿起吉他歌唱，你会发现生活堆给他的包袱和阴霾一扫而尽，这才是真正的歌者吧！

如果说每个人生来自由，那我们为何感到束缚了呢？无非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加了镣铐，我们无法做到不在意别人的目光，我们害怕失败，害怕出格，严格地遵守世俗的标准，做一个标准的普通人，在月亮和便士之间，我们普遍选择了便士。

倘若我们都选择了月亮，未免走向另一个极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因为并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诗人西川曾经引述德国作家海因里希波尔的话说：“你如果盖一个桥，你可以计算你用的材料，但是总有0.5毫米的误差，这个误差是什么？这个误差就是诗歌，就是虚无，就是上帝，总有0.5毫米你计算不到的地方，就是上帝。”

在我们设定的标准之外，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那0.5毫米的误差，这误差就是我们的诗意和自由，这误差是我们听到动人歌谣时的掩面而泣，这误差也是我们大声歌唱时的心潮澎湃。凯鲁亚克曾写，“在路上，除了要蔑视外界给你设定的规范外，还必须勇敢的挣脱出内心世界的软弱与安逸。”我们走在自己的路上，别让形式和标准毁了那点误差，毁了我们要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