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14乐队：1984的危险旅行

保持敏感，保持对世界的感受力。

——P.K.14 杨海崧

在我们看来，贴在P.K.14身上的标签或许有“后朋克”“实验”“新浪潮”……然而对杨海崧来说，其实根本没有一个P.K.14的音乐风格，“如果硬是要加所谓的‘风格’的话，那就是我们对社会的感受”。这支作风低调却永远保持犀利态度、与世故明确划清界限的乐队已成为一批人的精神支柱，将其简单归类为“中国后朋最强力量”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

P.K.14，意指the Public Kingdom for Teens，青春公共王国。成军16年，P.K.14直指年轻人的迷惘、愤怒与抗争。伴随着“好像纤细的钢丝一样极易被扭曲和折断”的唱腔，我们仿佛看见猩红的灯光下，另一个艾伦·金斯堡在嚎叫。

“烂掉的一代”

我准备好了！
让我烂掉吧！
——《蓝色的月亮》

1997年，西乐队解散后，杨海崧开始考虑组建一支新的乐队。受Joy Division以及The Cure的影响，他不满于朋克音乐简单粗暴的歌词，加之杨本人对于哲学、文学的疯狂研究，一如杨所言的“借西方的形式，表达中国青年的苦闷”，P.K.14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歌词深邃如诗、沉重严肃的风格，这也继而发展为乐队最标志性的特点。P.K.14在南京发展的头两年阵容极不稳定，三易吉他手，鼓手也换过两次。直到1999年乐队北上赴京，在忙蜂酒吧与嚎叫酒吧搞了一两次演出，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在看过他们演出后倍加赞赏，并邀请乐队留在北京录音，希望在《摩登天空4》里收录一首单曲。厌倦了南京狭小圈子的P.K.14欣然接受了邀请，只是约定的两个月后的录音越拖越久，乐队干脆留在了北京。

对于这时的P.K.14来说，“只想把他做成一个能演出的乐队，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也没想过要做多长时间。对90年代末玩音乐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要做到很成功时间又很久的乐队”。实际上，此时的北京地下摇滚圈正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常常与P.K.14一起演出的不乏木马、舌头、夜叉这些后来牛逼哄哄的乐队。北京浓郁的摇滚氛围让乐队再也不必担心找不到演出场地；更广范围的陌生听众也为乐队注入了新鲜而未知的挑战。

2001年，P.K.14在成军4年后终于发行了首张专辑《上楼就往左拐》，虽然已扎根北京，这张专辑更多的是对杨海崧家乡南京的记录。录音工作也是乐队在南京找了一家录音棚完成的。因为缺乏录音的经验，也没有制作人，这张发行了1000张的专辑算不上制作精良，但P.K.14的锐利已无法遮藏。青春质的对病态的迷恋与自我毁灭的幻想，跳跃在对敌意外界的诉控里。永远模糊的人称指代勾勒出年轻一代的虚无与迷惘。歌词晦涩却饱含力量，一如主唱诡异的唱腔抓耳难忘。不安、焦虑、悲观与灰暗，杨海崧承认这是一张太Joy Division的专辑。“其实在音乐形式上我们模仿了很多乐队，但我们一直在唱的都是自己的生活，这才是P.K.14的东西。”

“嚎叫的红色列车”

“这辆红色的列车它满载着空虚在没有月光的城市的街道上穿行
那些沉默的青年长着无辜的脸不知所措地随着自己的列车而去“
——《这辆红色的列车》

“你是决定大声的死去
还是想要沉默地活着“
——《快》

等时间推至2004年第二张专辑《谁谁谁和谁谁谁》完成时，P.K.14的人员已基本调整为现在的阵容。首先是鼓手Jonney雷坛坛的加入，他与杨海崧1999年在上海因国际噪音阴谋乐队的巡演而相识。当时P.K.14是暖场乐队，而雷坛坛是本次巡演的策划者。搬来北京后，海崧偶然看到了他与脑浊的主唱在Cocktail 78乐队里的演出，海崧觉得很不错，于是在前任鼓手离队后正式邀请雷坛坛加入PK14。吉他手徐峰离开后，生命之饼的吴维将许波介绍给了杨海崧。而2002年贝斯手孙霞（海崧妻子）因病退出，乐队邀请任杰加入，之后由施旭东接任。

除却人员变动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士的出现也彻底影响了P.K.14。因前车之鉴，杨海崧意识到有个好的制作人的重要性。瑞典制作人欧阳汉客受雷坛坛的邀请，亲赴北京为乐队操刀整张专辑的录制。录制完成之后将母带拿回瑞典进行混音制作，缩混过的唱片再由瑞典寄回遥远的北京，如此反复三次才最终完成。之后，P.K.14的每张专辑的灌录无不经欧阳汉客之手。

这张被歌迷视为巅峰造极的专辑几乎首首都是经典，首首都有PK14的“经典语录”出现。当然也有人质疑，这张专辑更加“流行”了。但你无法不承认《她丢失了信仰》《说话的伤口》《快》《这辆红色的列车》的伟大。海崧的唱腔显得更加自信，全然释放开的嗓音仿佛刀子在无情地刮着肮脏的世道的玻璃。如果说《上楼》还只是暗地病孩子的青春挽歌，那么《谁谁谁》让我们愈发清醒地看到P.K.14的反思与担当。“国家正在发胖，她丢失了信仰”，这个拒绝参加游戏的人无情地鞭挞着被教条世界固化的傀儡；唤醒着被谎言与虚无的承诺遮蔽了双眼的众生。这是年轻的血这是青春的血，在被小清新意淫出来的日系青春轰炸的今天，P.K.14的末日宣言仿佛更加振聋发聩。

《谁谁谁》在摩登天空发行之后，P.K.14迎来了乐队首次大规模巡演，19场演出，每天一场。从北京开始，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武汉、长沙、昆明、大理、桂林、西安、成都、重庆。音乐人兼电影人的David Harris跟随着乐队全程记录，这部名叫《公共王国的旅行》的纪录片实则成为了中国史上第一部巡演纪录片。

“暴风的中心”

“告诉孩子们，不要把梦留给陌生人”
——《告诉孩子们》

“太阳下我试图看清你的脸
可你的脸总是藏在太阳的后面
可是你看太 阳也在渐渐地熄灭”
——《暴风的中心》

《谁谁谁》后的几年里，P.K.14基本都在马不停蹄地巡演。受邀参加瑞典的中国艺术节，乐队在2005年3月远赴瑞典进行表演。结束后，身处欧洲的P.K.14干脆来了次欧洲大巡演，3个月跑了30多个城市，足迹遍及瑞典、德国、奥地利、挪威。第三张专辑《白皮书》就是在这时写完的，巡演之后乐队回到瑞典的乌默尔市 (Umea) 和制作人欧阳汉客开始专辑的录制工作。因为许多歌是巡演时完成的，情绪较为激烈，录音的时候，又加了实验的成份。

这张专辑更像是对朋克的一种回归。与《谁谁谁》相比，它更直接愤怒猛烈，节奏更快速，约一半的歌中叫嚣着吉他的嘶吼，但也不乏《什么样的风在吹》和《征兆》这样相对舒缓而忧伤的歌曲。这张唱片如同巡演征途后的战利品，吉他像凯旋的号角般激昂疯狂。有人说这是一张最P.K.14的专辑,在某种意义上，《白皮书》代表着PK14整体风格的成熟。而此后作为乐队灵魂人物的杨海崧，其身份也不断丰富，由单纯的音乐人发展为厂牌老板与制作人。这时不得不提欧阳汉客对杨的影响：“我在他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怎么和乐队去沟通。知道制作人的位置在哪里，比如说什么时候提出意见、什么时候保留意见，什么时候应该为乐队做决定、什么时候让乐队自己做决定。其他的软件的操控、对音乐的感受我都觉得只是制作人最基本的技能。”

2005年，杨海崧第一次在“愚公移山”看见Carsick Cars的演出，台上年轻的血液让他按捺不住喜悦。简单交谈后，杨海崧愉快地答应帮忙Carsick Cars的专辑录制工作。恰逢D-22的老板Michael欲投资Carsick Cars的录制，杨海崧自然成为了制作人。作品录制好之后却被摩登天空冷面拒绝。杨海崧向Michael提议为何不建立一个自己的音乐厂牌。这便是后来的“兵马司”（“Maybe Mars”），P.K.14外另一个传奇。

2007年，“兵马司”率先发行了Joyside-《Booze At Neptune'sDawn》，Carsick Cars-《Carsick cars》及Snapline-《Party IsOver,Pornostar》三张大碟。CEO杨海崧几乎包揽了绝大多数旗下乐队处女作的录制。此外杨海崧还通过摩登天空的House Party计划为众多北京外的年轻乐队帮忙专辑制作。可惜由于杨海崧与Michael的意见不合， Michael在想把半年内把兵马司打造为国内最大最好的厂牌，而杨海崧认为急功近利不利于厂牌的发展。2008年，杨海崧正式退出兵马司，回到瑞典着手录制PK14的第四张专辑《城市天气旅行》。

“北方的灵歌”

“因为黑色是残忍的季节”
——《每一种分离背后的沉痛》

“这是怎样的一种变化
在夏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你忘记了你曾经多么的沮丧”
——《夏天以及夏天以后》

这张专辑由欧阳汉客与韩默思联手录制，制作的精良程度又刷新了乐队的以往记录。由钢琴、风琴、模拟合成器、笔键琴、键盘、小号、小提琴、中提琴、手鼓……多种乐器烘托下氛围凝重而压抑。一如《每一种分离背后的沉痛》写给杨海崧的一位车祸而死的朋友，整张专辑都沉溺在黑色的笼罩中，带着内省过后的绝望。

纵使音乐的表达形式不断变化，P.K.14的精神内涵一直端坐在乐队的最显眼位子。那个冷若荒原的城市在不断扩展，穿过年少的沉重，蔓延至整个人类的悲哀。“传奇自己会找到终点，那道曾经照亮你的光线，那道光线注定会熄灭。”你我航行在无尽的黑暗中。

《城市》发行后，乐队又开始了一场危险的旅行。“1辆大巴，2支乐队，5个城市，5768公里”，这场由匡威赞助的PK14与后海大鲨鱼的“爱噪音”公路巡演如同一座移动的乌托邦城堡，各站停靠，无论街道还是田头都有躁起的理由。而记录这段疯狂的旅途的“爱噪音”纪录片也成了乐迷心中的经典。此外P.K.14还有一部实验性的巡演纪录片。结束爱噪音巡演后，P.K.14开始了自己的全国巡演，李红旗跟随乐队拍摄，《我们离疯人院究竟有多远》因而诞生。

此时，成立十余载的P.K.14得到了越来越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度。就在2008年，《TIME》杂志把P.K.14评为亚洲最优秀的5支乐队之一，以及2008年最受期待的乐队之一。P.K.14同时也不断拓展着巡演的版图，给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越南、台湾等地带去了中国独立之音。

“危险的旅行”

“奇异的航行正要拉开序幕
航行者按下属于自己的时间“
——《航行者》

“现在已经是关灯的时间，他说，
那些曾经属于你的街道也即将被关闭“
——《埃及的雨》

“你和我曾经听到他们的嘲笑，他们说欢迎来到被控制的世界。”没有任何犹豫，略显局促的鼓点配之循行进的吉他riff,漫天铺盖而来的像是冒险前兴奋又恐惧的情绪冲破了大门，我们又来到了P.K.14被洪水淹没的垮塌世界。

《1984》从名字来看就可知这张专辑的野心有多大，但这并不是一部对奥威尔致敬的作品。“奥威尔太伟大了，不需要致敬，我们没必要重新用音乐再表达一遍。创作时是无意识的，按我的理解就是把这两年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的现实、我们对社会的反应写下来。而创作完这部专辑时，回头看《1984》，我发现这部小说描述的时代和我们的处境很相像。实际上他们很多的主题其实是很接近的。”被体制湮没的个体，权利控制下无法追寻的真相，都随着被赋有的乌托邦的崩溃而变得更加可危。正如本张专辑的封面，空气中凝结着莫名的紧张书在父手中枪在子手里，可惜实际的身份实则对换的。

对世界的看法是P.K.14永恒的主题。“我们创作实际上一直都是有一个基本的元素在里面，再加上我们自己这几年的所听所见的感受，所谓的风格变化对我们来说毫无实际意义。”而同时他们也不曾停止过对自己音乐创作的突破。这张专辑，乐队首先飞往瑞典，与老搭档欧阳汉客一起排练了一个星期。后又赴往芝加哥，在Steve Alibini的Electrical Audio进行录音。24轨的磁带机还原七八十年代摇滚乐的录音方式。全模拟的录音使得《1984》的音色较之以往专辑显得更加浑浊粗粝，饱含力量。
2013年10月，P.K.14以沈阳站结束了自己耗时一个多月跨越三十多个城市的新专巡演。这场危险的旅行仍在继续，这辆红色的列车依旧在嚎叫，带着无数年轻人的困惑愤怒与梦想，一路酒醉般地开，直至青春公共王国。

落: P.K.14刚刚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国内巡演，您觉得高密度的巡演对于乐队的挑战和提升在哪里？
杨: 挑战还好吧，其实对PK14来说我们都希望做一个密度越高越好的巡演。因为我们四人的时间有限，二来这样的演出节奏不会乱，演出的质量也会有更好的保证。每一次巡演每一次录音对P.K.14来说都是很好地提升机会，不管是成员之间的情感啊技艺啊。我相信巡演对每一个乐队来说凝聚力都会有很大的提高。

落: 前几张专辑，乐队都是先在巡演的过程中演唱新歌，再决定这首歌是否适合收录在下张专辑。为何会选用这种方式选歌？演唱大部分都是新歌是否会担心歌迷冷场？
杨: 因为现场其实是考验新歌的最好的方式。我们没有录音所以排练时完全是全新的感受，当你找到感觉后就知道这首歌在某些细节方面应该怎么表现，这时这首歌的状态已经全部出来了。转回到录音棚时我们就只要把它该有的样子演奏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其实不是特别在乎歌迷冷不冷场，我们不可能会为迎合歌迷而去演哪一首歌。选这首就是因为我们想在台上演这首歌。

落: 为何《1984》一改乐队之前的习惯，是直接在录音棚录了歌？
杨： 几乎从2008年开始我们就在不停地巡演，四个人各自的事情也很多，时间不是很充足。所以当我们写好了新歌后，我们优先考虑的是直接去录音棚录。另一方面我们也想试试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先录歌，再到巡演上看看是不是它应有的样子。

落: 怎么想到去Steve Alibini 那儿用磁带机录音。旧式的录音方式给了你什么全新的感受？
杨: 我们其实2008年时就在考虑这个事情，只是因为时间和外力的原因没有去成。这一回刚好四个人都可以凑在一起。去那里也是他用的都是模拟录音方式。我们现在的录音都是数字录音，而我们所喜欢的音乐都是模拟录音出来的，其实（这段时期）是摇滚音乐的历史，而我们的数字录音是在另外一个历史时期里面。这回我们在Steve Alibini录完音后我能感到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自己进入了这段历史，因为我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录音，我们和我们所听到的摇滚音乐的历史是在一起的。

落： P.K.14意为“青春公共王国”，你觉得在这个国度里的年轻人的状态都是怎样的。
杨: 其实这个“王国”只有我自己，他更像一个虚拟的心理社区，喜欢PK14的人肯定和我还有我们四个有相类似的感受，也历过跟我们类似的东西。有共鸣才会喜欢。

落: 有人说P.K.14是国内最具有“垮掉的一代”气质的乐队，你对此怎么看？你认为你们的作品受到了“垮掉派”的影响吗？
杨: 我自己非常喜欢“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但“垮掉一代”可能更合适爵士乐。我受到的凯鲁亚克、金斯伯格的影响更多的是在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上。就像对禅宗的追求，全世界去看去走去旅行。虽然我什么坏事也没做过，但这种世界观始终是有影响力的。总的说就是保持敏感，保持对世界的感受力。

落: 在你刚接触摇滚乐时，是摇滚乐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你？
杨： 我在刚听摇滚乐时，它最吸引我的就是让我知道我也能做这件事情，也就是找到自信吧。二十岁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求自我，而这时的自我其实是非常空洞的东西。音乐对我来说是真正让我发现自我的过程。有人通过音乐有人通过诗歌，其实都一样，明白“自我”不是一个空洞的词眼，不是一个空洞的情绪。

落: 你认为摇滚乐是限于特定年龄段的东西吗？
杨: 我觉得对于音乐来说是的。当然也有四五十岁还在听音乐做音乐的，但这个比例实际上是不高的。可我觉得那种摇滚乐里的价值观、世界观还在。这种精神是不会丢掉的。

落: 你希望通过你的音乐，对年轻人有怎样的影响？
杨: 我没办法为年轻人决定说听了P.K.14的音乐有什么改变。但如果他们听P.K.14的一张专辑，听了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暑假、一年，这样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开心了，这是太荣幸的一件事了，荣幸得让我感到有点惶恐。如果没有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我也觉得很正常，因为你不能期待用几张专辑改变这个世界。P.K.14的歌听起来让你觉得有些安慰，我认为这就效果非常好了。

落: 摇滚乐是你反思人生的最佳方式吗？

杨: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好反思的，因为人生一直有延续性，就像流水一样没有时间让你停下来反思。对我来说摇滚乐只是我寻找自我的最佳方式，其实更多的也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手段，我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纠结的问题，可能平时上班啊感觉不到，但这些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却无法摆脱，这是很糟糕的一种精神状态。而摇滚乐对我来说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

落: 很多人都说P.K.14的歌词每首都像是一首诗，而你自己也出过诗集。你觉得音乐和诗歌给人带来的心灵感受差别大吗？
杨: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在某些地方他们又重合。重合的地方在于诗歌和音乐其实都是很感性的东西，音乐靠音符的变化带来情绪的引导；诗歌靠文字的排列带来意象的变化。不同的地方在于，诗歌的节奏性没有那么强，他文字性的画面感的东西会更多些。而音乐是听觉上的东西，它的直击性会更强。而眼睛对神经的反应会更延迟、过滤一下。

落: 你原来说过，P.K.14更加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你怎么看待弱者向更弱者施暴的现象？
杨: 其实这就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哀把，有人说是人类的生物性造成的，有人说是生存法则造成的。这不是这个时代才有的，应该是每个时代都有的现象。我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观点，很多事情必须是人类独自来决定的，不能把责任推到别人或别的社会机构上面。我们能够很好地组织自己，人类是有自己的命运的。

落: 你怎么看待越来越多被土豪包养的音乐节？
杨: 音乐节所谓的“繁荣”也是正常的，因为一旦一个事情大家觉得有利可图，资金就会不断地涌进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我不喜欢而已。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无所谓，但对P.K.14来说还是有所谓的，我们不想随便就参加一个音乐节。音乐节应该真的是让歌迷来听音乐的，而不是来社交、买东西、晒太阳，让文艺青年来展示自己的。它可能只有一个最主要的舞台是音乐的舞台，而不是有七八个舞台同时在响，却和音乐一点关系也没有。

落: P.K.14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杨: 我们已经开了乐队的讨论会，但还没有具体的构想，我们还处于创作新歌的阶段，也不清楚这些歌最终会展示出来什么样子。

落: 为何你自己又建立了两支分支乐队？
杨: Dear Eloise是我和我爱人孙霞一起弄的乐队，这是我们一直就有的计划，我很清楚也很喜欢她的唱法。其实是个很放松很简单的东西，只是录音，不演出也不做采访，。而After Argument是因为我想弹吉他，就像我写完诗还想写小说，内心的东西我觉得还能更好玩地表达。Zaza打鼓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于是就和Zaza组了这支乐队。

落: 如何处理P.K.14与你自己其余两支乐队的关系？
杨: 没有什么处理的问题，如果P.K.14有活动，那我自己的录音或者制作计划都会抛开来。主要还是看看哪只乐队的下一步安排怎么样，别的东西就会放下来。我可以把这些时间都组织好。

落: 推荐本你最近喜欢的书吧？
杨: 《舞在敖德萨》，作者是个乌克兰籍的美国诗人，很年轻，但作品很有历史感。巡演时我看了一遍，现在又看了第二遍，我觉得这几年很少有东西这么打动我了。